罢免投票因同意票未达到法定门槛而未通过，而依照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规定，黄国昌在剩余任期内不会再次遭到罢免。
卫星大阪案中，经济产业大臣根据《自行车竞技法》针对公营博彩公司卫星大阪作出了允许设置场外自行车比赛彩票销售设施(一年营业340日，每日有1700人)的设置许可。但由于这种方法已经不是停留在对规定有关行政处分的个别法律进行判断的范围之中，因此，这已经趋近于下面提到的值得法律保护的利益说。
本文以同样采用保护规范说的日本最高法院相关判例的变化过程为线索，通过介绍主妇联案新泻机场案小田急案等判决代表性判例，了解原告适格要件法律上的利益在相同的保护规范说提下，于不同时期判例解释内容的差异及其与成文法的关系，以此为我国相关制度的发展提供借鉴。对于可能发生具体业务上障碍的医疗设施的开设者而言，位置基准中应该包含了将能够在健全安静的环境之中顺利开展业务的利益，成为每一个开设者的个别性利益而予以保护的宗旨，因此，因该场外设施的设置、运营可能造成的业务上明显的障碍，开设的医疗设施所在位置位于规定区域之内的，其开设者以位置基准为根据，具有原告资格。（二）到达点的代表性判例 从最高法院判例发展的角度观察，可以发现，在该第2款颁布之前，即成文法内容尚未存在的阶段，最高法院的判例中就已经出现了与该款规定相同的内容。④与②的关系中，该处分或裁决违反其构成根据的法律法规所侵害的利益的内容、性质以及侵害的状态和程度。概括而言，主妇联案判决表在采用法律上被保护的利益说即保护规范说对法律上的利益解释时，判例的判断标准对其中的法律，即行政行为(行政处分)的根据规范和利益分别进行了解释，从而形成了特定的类型结构，而且这种定型化的判断方式还影响着此后的审判活动，构成了主流主张。
总之，值得法律保护的利益说的特征是，并不是依据法律，而是着着眼于利害的实际状况判断法律上的利益的范围。[15]该判决根据《建筑基准法》第1条规定的目的，第55条规定的建筑物限高，第56条规定的斜线限制和第56条之二规定的日照规定认为该法律具有保护附近居民在日照、防灾以及卫生方面的个别、具体的生活利益方面的宗旨，因此属于建筑基准法保护对象的日照等方面个别、具体的利益在受到侵害或者可能受到侵害者的原告，具有行政诉讼法第9条规定的法律上的利益。(19) 第三，就环境保护的方式来看，民法的保护制度主要是通过事后救济弥补损害，并通过直接救济私益而间接实现保护生态环境的制度路径，以体现侵权法的预防性功能。
环境法律的不同历史起源、缺乏统一的立法理念，不同的立法技术，不同的措施工具的混合以及不同标准水平的管制连同政治妥协使得环境法呈现出凌乱的面貌。二是明确将保护环境作为处理相邻关系的目的之一，即在《物权法》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表述上，增加保护环境的表述，使环保成为处理相邻关系的准则。在民法典已经规定绿色原则并将其贯彻到各分编及其具体制度中的前提下，环境法典与民法典的衔接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可能产生的后果是在单行法不断修订过程中难以避免规则逸出、逃离基本法约束的现象。
有学者认为《民法总则》第9条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原则，仍将保护环境、维护人与自然和谐附属为公序良俗的一种类型。自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建立环境资源审判庭以来，环境司法实践得到了长足发展，在环境立法的司法供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司法机关主动作为，通过发布司法政策、司法解释方式，做了大量工作。
(13)但在民法框架下，该制度难以顺利推行。一方面，我国环境立法采取环境保护立法与资源立法分离的立法方式。⑦参见吕忠梅，如何‘绿化民法典，《法学》2003年第9期，第105页。这意味着民法与环境法不仅存在着必然的联系，而且必须具有相当程度的协调性，否则将会影响人类的健康生存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在这个意义上，绿色原则必须贯彻到民法典的具体制度中，而不能仅仅停留在倡导或者宣示层面。但是，将《民法总则》中的绿色原则贯彻到合同法领域，并非是对私法自治的否定，而是以此为前提和基础，在合同自治的框架内完成对绝对自由对环境保护所产生偏差的矫正。立法部分和行政法规部分又各自分为七卷，每卷下设编、章、节、分节、段和具体的条文。(21)参见吕忠梅主编：《环境法原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5—85页。
因此，对环境要素所具有的局部性以及整体性生态功能的确权需环境法作出专门规定。另一方面，环境法典通过相关规则的设置以实现与民法典整体的无缝衔接。
参见吕忠梅等：《环境司法专门化：现状调查与制度重构》，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70—71页。民法典是民事法律规范的集大成者，但是在现代社会，无论是在规则上还是在价值上，民法典的这一地位已不可能固守。
②参见吕忠梅：中国生态法治建设的路线图，《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第17—20页。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环境资源利益才可能成为个人支配的利益，也就是成为民事权利的内容。如何在我国宪法规定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制基础上，建立有利于绿色发展的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制度，厘清宪法所有制与民法所有权的关系，为推进绿色发展(57)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58)提供法律依据，既是民法典编纂必须高度重视并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59)也是环境法典编纂面临的重大挑战。比较来看，瑞典的环境法典模式对我国而言更具有借鉴意义。对于这类人，即使双方之间存在因社会经济地位等所致的实际悬殊，在法典面前也是一律等同。在过去几十年中，尽管环境法作为新兴的部门法有了快速的发展，却没有形成具有稳定结构的系统。
(11)参见吕忠梅等：‘绿色原则在民法典中的贯彻论纲，《中国法学》2018年第1期，第11—12页。国家已经制定了《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法》《森林法》《环境影响评价法》《清洁生产促进法》等三十余部法律，国务院及其相关部门、地方人大及其政府制定了数量庞大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规章。
另一方面，我国环境和资源立法采取以行政机制为主导的管理法模式：(31)一是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立法分离，大多数自然资源立法以开发利用为价值取向，较少考虑自然资源的生态价值和公共属性，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的管理职能交叉、断裂、冲突、空白频现，极易因权力竞争导致公地的悲剧。(35)参见吕忠梅，见前注①，第53页。
(30)参见吕忠梅：用‘绿色法典开启生态文明法治建设新征程，载《光明日报》2018年1月6日，第9版。除此之外，随着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推进，为落实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的要求，实践中已经建立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水权交易市场、第三方生态修复市场等，也需要完善其交易规则。
在环境法典的总则部分，以可持续发展为指导思想，从整体、全局和宏观的高度，对开发、利用、节约、管理、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治理体系作出规定。三是通过建立以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为基础的监管体系、以开发者和污染者负担为主体的责任体系、以公众广泛参与为机制的多元共治体系，为民事手段与行政手段、刑事手段的协同与协调创造条件。第二，就环境侵害后果来看，作为侵害后果的生态破坏，既可能因污染环境行为造成，也可能因破坏生态行为造成，如果对原因行为和侵害后果不加以明确区分，可能会将不属于民法调整的内容纳入侵权责任法，引发民法规则体系的混乱。但是，绿色化与民法基本理念——自治精神多有抵牾，因此对民法典的绿色化究竟到什么程度，是必须直面的难题。
由此，单行法的存在和不断加以完善，同样也是适度化环境法典的重要一环。(13)参见吕忠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概念的法律辨析，《法学论坛》2017年第3期，第5—13页。
这些制度对于节约资源、提高物的利用，有积极意义。法典化的优缺点与基本法路径异位，最主要的困难在于如何将现有的环境法律通过筛选、整合编纂成一部具有逻辑性的法典。
私法自治的观念开始顺应社会法理的要求，并对自由内容进行修正，使其受到公序良俗的限制。(40)我们对中国环境司法现状的跟踪调查发现，司法实践中法官很少适用环境保护法律裁判案件，其重要原因是相关立法不好用。
自然资源实际上是政府行政权的标的，许可、划拨、确认、收回等行政性手段是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权取得、行使、终止的唯一方式，市场机制严重缺乏。(33)这要求环境法在反思私法自由理念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的同时，重视其通过认可生态环境资源的多重价值、合理界定权属、确定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交易规则等解决环境问题的至关重要作用。(50)参见吕忠梅，见前注③，第6页。在《民事诉讼法》《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的基础上，在环境法典中做出有针对性的特别规定。
罔顾生态规律、漠视自然的权利和价值、经济至上、狭隘的人本主义运动、不考虑资源配置可能付出的环境代价，弊端已充分显现。无论是对社会的妥当性考虑，还是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要求，都可以将可持续发展和环境道德作为现代社会公序良俗的基本内容。
很多民法学者也在主张民法典生态化，参见王利明：民法典的时代特征和编纂步骤，《清华法学》2014年第6期，第9—10页。在立法上，进行与法学概念范畴相一致的体系化构建，首先区分民法、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法律子系统，然后再逐层降解，每个子系统下有若干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36)参见柯坚：当代环境问题的法律回应——从部门性反应、部门化应对到跨部门协同的演进，《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第27—29页。但限于环境法律本身的独特性和环境法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德国环境法典的制定历经几个阶段、四个草案稿，但有关问题还在不断讨论和修改完善之中。